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的身影

推荐人:网络 来源: 散文选刊·下半月 2016年第10期 时间: 2016-11-22 阅读:

  在离故乡并不远的县城里,我常常自觉不自觉地,将窗子与书桌朝向故乡的方向。总有这样那样的东西阻挡我的视线,但我的内心总能清晰地看见,那里的柳条正扭着腰肢,那里的麦穗正垂着头颅,那里的棉花正咧着嘴儿傻笑。

  可是,我始终无法走进那一片河坡的内心,始终无法与树上的那个鸟巢对视,始终不爱吃土豆。父亲去世后,我与那个地方的唯一联系,就是每年清明,去给菜花深处的那个土包子,再添一掊土。

  每次,与老屋擦肩而过的时候,我总是按住自己噗噗乱跳的心偷偷地瞟那么一眼。门前的榆树老了,更老的是屋顶上的瓦,像一片枯萎的叶子,耷拉在一丛雨后春笋般的楼房中。

  我不曾为它停下脚步,更不敢打开那扇生锈的门,纵然我知道,钥匙就在门楣东边的那个小窟窿里。我怕屋里的旧尘埃不认识我啊,我怕神龛上父亲那双焦灼的眼睛,我怕厢房里的那辆破板车,还在痴痴地等待当年那个割草的小姑娘。

  匆匆的我回来了,又匆匆地走了。我匆匆地逃离,一如二十多年前那么坚定,那么决绝。好像生怕自己一不用力,就陷在她的怀抱里拔不出来。

 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我,确实没有饿过肚子,但也就是维持着基本的生存条件,谈不上生活。土豆一长成型,就要霸占我家的饭桌两三个月。萝卜垄断的时间更长。偶尔的一小碗炒鸡蛋,理所当然是小弟的专属。

  我从小就不喜欢自己的性别,也不喜欢小弟喊我姐姐。我羡慕同龄的红霞有哥哥。她的哥哥会上树捉鸟,会下河摸鱼,会瞪着一双豹眼为她撑腰。她说话的声调,都是娇滴滴的。我如果想改善自己的生活,就只能靠自己的双手。这是我最初悟出的最朴素的哲理。

  不会水,我就自创了一个端鱼的方法。用塑料薄膜蒙住洋碗,膜上开一个不大不小的洞,撒少许的糠麸到装满水的碗内,将碗下到水草丰茂处。鱼闻着糠麸的香味游过来,钻进碗里。隔一刻钟左右,我就去端一次碗,每次都能端上几条鱼。当然都是些没睁眼睛的小鱼。但是,裹上面粉,用油炸了,就是无上的美味。

  雨过天晴,我会穿了套靴去捉癞蛤蟆。家家后院里的断砖乱瓦间,都蹲着许多大眼睛花皮肤的东西。我不害怕它们丑陋的外表,只惦记它们比青蛙更鲜美的大腿肉。我拿把火剪,夹住它们的身体,扔进随手提着的木桶里,提回家交给奶奶。奶奶肢解它们的过程,我是从没有看过的。我有意忽略那些嘶哑的惨叫,只在厨房飘起美妙的香味时,才兴冲冲地突然出现在奶奶的身旁。

 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诗意,也不懂什么叫残忍。我压根儿就没有视一条鱼、一只鸟为生命物,好像它们只有温暖了我的胃,才是有意义的。我破坏过许多鸟巢,将里面的雀蛋和小鸟都变成了盘中餐。听说吃了雀蛋的人会长雀斑,我不知我脸上的雀斑是不是那时候长出来的。

  我最讨厌的事情是放牛。在我们棉产区里,耕田的是牛,拉车的也是牛。牛是家里的贵宾。一般都是几个家庭合伙买一头牛,轮流喂养,轮流干活。

  别人家都是老爷爷或半大的男孩子在放牛。我出生就没有见到爷爷,弟弟还小,放牛的事情责无旁贷就落在我的身上。我却一直以放牛为耻。一个小姑娘,牵着一头大水牛,多滑稽啊!

  实在不愿牵着牛与那些男孩子为伍。我就把牛系在教室后面的柳树上,午休和课间就到河坡上割草喂它。中考后的那个夏天,我把一辈子的草都割完了。

  我父亲年轻时就落下病根,家里的重活都是母亲操持。那时候仅靠种地,是只能维持温饱的。各种公粮水费一交,所剩无几。而家里的房子小而漏不说,连房梁都开始倾斜了。父母于是今年买砖头,明年买柱头,筹划着盖新房。

  于是父亲老早就向我发话了,考上了师范就去读书,考不上就回家学裁缝。我的两个堂姐都是这样。我是亲眼见到她们给裁缝师傅的小孩端屎把尿,还受到大声呵斥的。我打心底不愿学裁缝!

  可是,那时候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比本地一中都要高得多。因为是铁饭碗,许多人都来抢。我虽然竭尽全力地学习,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,却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考上。

  我不想学裁缝,不想一辈子吃土豆和萝卜。我要读书!我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!如果考不上师范,我就去读高中,我要上大学!这是当时我心里最强烈的声音。可是,家底寒薄,我还有个弟弟,父母不可能供养一个将来是别人家的人。我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卑微。

  只能靠自己了!我又一次把求助的目光返回到自己的双手上。我要用这双手为自己挣学费!可是,那个年代,青壮年都难得多挣一分钱啊,我还是个小姑娘!

  我当时想到的挣钱方法有三个。

  一是搬着竹竿子去打树上的蝉蜕。蝉蜕是一味中药。可是分量太轻,价格也低廉。我攒了两竹篮蝉蜕,哼哧哼哧地提到6里外的供销社,两只胳膊都勒出了血印子,才卖了五角三分钱。

  二是爬树折柳。有一段时间,总有骑自行车的小贩来收购柳条。他们把柳条收去是编花篮用的,因此只收那种把皮剥得干干净净的晒干了的细细长长的柳条。八分钱一斤。柳条比蝉蜕压秤多了。这对于我是一个福音。

  我于是像男孩子一样去爬树,特别爱爬河边那些枝繁叶茂的大柳树。我蹲在枝丫间,双手并用攀折那些细长的柳条。树上的毛毛虫真是多,我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红疙瘩。

  我把柳条搬回家,在奶奶的帮助下,剥皮、晒干。不到十天,就卖了七块八角钱。我用三角钱给奶奶买了一把木梳子,还承诺,等我攒够了学费,就用多余的钱给她买双绣花鞋子。

  可是,收柳条的小贩却突然不来了。柳条不能换钱,就只能扔进灶膛里了。我得另想办法筹集学费。割草,就是我当时唯一能够想到的挣钱的办法了。

  我们那里不产水稻,牛也不吃稻草。春夏秋,牛吃的是青草。冬天,牛吃的是干草。会持家的妇女,总是在夏天多割些青草,晒干了扭成草把,齐齐地码在廊檐下,留着冬天喂牛。而那些没储备干草的人家,冬天就只能买别家的干草了。

  干草是三分钱一斤。虽然便宜,但田间地头河坡上,到处都是草。而且不愁销路。我于是开始了疯狂割草的日子。

  每天大清早,我就拖着板车上路了。我熟悉村子里的每一寸土地,知道哪里的草藤子长,好扭草把,也知道牛最爱吃哪一种草。早晨天气凉爽,我会跑到远一点的地方。一边割草,一边把草晒在田埂上,这样中午拖回去时,就会轻些。

  避开中午太阳最毒辣的那两个小时,一般在下午三点左右,我又会拖着板车上路。这时候,我会选近一点的地方,为了让干活晚归的母亲,帮我把草拖回去。

  割草最深刻的记忆,就是热和渴。汗水有多么咸涩,我是用眼睛尝到的。眼睛被汗水浸泡,又黏又辣睁都睁不开,因为双手是泥,我往往只能低着头在衣服上蹭。每次回家,我满脸满身都是泥渍,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。

  更难受的是渴。带去的瓶装井水,总是很快就见了底。喉咙里干得冒烟的时候,也捧过沟子里的水喝。但只是润润唇,不敢吞下去。那水里有农药啊!

  那时候的天空,一定比现在明澈。可是,又热又渴的我,对它是没有感觉的。再干净的天空也不能解渴,再白胖的云朵也不能喂牛啊。那时候,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根冰棍。

  田间小路上经常有卖冰棍的人,用自行车驮着一个木箱子,箱子里有用棉絮捂着的冰棍。五分钱一根的冰棍,于我却是不可企及的天堂。我身无分文。卖蝉蜕和柳条的钱,都被层层地包裹在奶奶的手帕里。那是我读书的钱,是改变我命运的钱啊!

  我一面幻想着那卖冰棍的人就是我的舅伯,一面在心里暗暗发誓,等我读好了书,我要驮一箱子冰棍回来,专门发给那些割草的小姑娘吃。

  那个夏天,我们村方圆五里的草都被我割完了。天门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是在一个傍晚传到我们村里的。那时,我正在铲村医务室门前的草。赤脚医生义安姨举着一张纸片朝我喊:“容娃,快把铲子丢了吧!你的手,以后要拿粉笔了!”

  铲子铛的一声掉在地上。我笑得稀里哗啦的,接了那张纸片就往家里跑。板车是母亲后来去拖回来的,铲子没有找到。母亲第一次没有为丢东西骂我,反而说:“丢了好丢了好,以后,再不要你铲草了!”

  那年冬天,我家的干草除了喂自家的牛外,还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。

  我一向对数字不够敏感。可是那年蝉蜕卖了五角三分钱,柳条卖了七块八角钱,干草卖了三十八块五角钱,这些数字,我迄今记得。

  我还记得我读师范第一次交的学费是29元。这二十九元包括一整年的书杂费,还含有两套校服。那时候读师范的生活费是国家补贴的。也就是说,我那个夏天的劳动,养活了我自己一年,还有盈余。如果我没有考上师范,也够我读一年高中了。我会在下一个暑假,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匍匐。

  生活没有如果。生活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着我向前。我先在乡镇教初中,然后调到县城教高中,又成了市作协副主席。不管时光怎样改变我的脸庞,永远不变的是我那颗紧贴地气的心肠。

  做起事来,我比谁都能吃苦耐劳;对于享乐,我总是本能地抵制。我从不骂党骂社会。因为,我是农民的女儿。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里农民的女儿能像我这样,风不吹,日不晒,一双手被粉笔灰滋养得雪白。我知足。

  我同时也感激那个给了我饥饿与苦难的地方,那个地图不经过的地方:天门、岳口、耙市、丰岭。那个地方,曾用最母性的草汁,喂养了我家的黄牯牛,喂养了我的青涩年华,也喂养了我不屈的灵魂。

  我得承认,我性格中的自卑与倔强,都源于那里。那年夏天我匍匐在地上的身影,是我一生的姿态。我愿意一辈子流着自己的汗水,收割自己的梦想。我愿意一辈子举着这支笔,举着这光阴的灯盏,不让命运暗下来。

  责任编辑:黄艳秋

  美术绘画:王叔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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